法鼓山動土前的灑淨法會

 

行雲流水 聖嚴法師著

八、法鼓山動土前的灑淨法會

自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初覓得臺北縣金山鄉三界村一塊十八甲的山坡地,命名為法鼓山之後,便開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遷建工程的策畫;也開始成立了護法會的組織,從事募款的活動,到今(一九九三)年四月,已歷時四個年頭。由於申請山坡地開發許可手續的繁複,政府監督嚴密,經過教育部、內政部、臺北縣政府審查,每一個部門,都得牽涉到十多個相關單位,經年累月。特別到了臺北縣政府,要經過兩道手續:首先,獲得開發許可;其次,申請整地工程的水土保持計畫,取得雜項執照,都要經過三次到五次專家委員會的審查。尤其我們對於山坡地開發工程一無所知,包括我們的首席顧問陳柏森建築師,因他未曾有過開發山坡地的經驗,幾乎也是處處摸索,隨時觸礁。好在我們做的是佛教教育文化事業,不是商業性的營利事業,各級政府官員及每一位審查委員,都給了我們許多指導。可是法律的規定就是規定,沒有通融的餘地。不過在這期間,我們也意外地得到了許多位專家成了我們的顧問,使我這個百分之百的外行,漸漸地變成了懂得一些頭緒的半內行。

這是由於臺灣的幅員太小,對於山坡地的種種保護措施,就是為了維持臺灣自然環境的安全,所以,各級政府對於山坡地開發的許可,盡量限制,非常嚴格。例如水土保持、道路工程、地基的穩固等,都特別慎重。這對我們開始時,多了很多麻煩,但也為這項開發工程,做了萬全的考量。當然也增加了在預估中從未想到過的工作。尤其那位給我做水土保持計畫的先生,是一家一人公司,工作多要對外分件轉包他人,效率奇慢,大公司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他要兩個星期,而且多方面不能夠與我們的要求配合。結果,到了去(一九九二)年六月,我們的遷建委員會開會決議,把他換掉,另外找了一家信譽卓越的山地開發工程顧問公司接手。這樣一來,一直趕工進行到現在,一九九三年六月下旬,還沒有正式拿到雜項工程的執照。

在水土保持工程尚未開始之前,我們需要舉行一項動土儀式,因在舉行動土儀式的那天,預計會有六千貴賓,湧向法鼓山。我們必須事先做好典禮場地的規畫與平整,交通路線的鋪設,停車位置的安排,故在動土之前,就要做些整地工程。預定動土典禮的日期,是本年八月三十日,而我在四月八日至七月三日之間,又必須出國將近三個月。法鼓山僧俗四眾的代表,便建議最好在我出國之前,舉行一次整地前的灑淨儀式,一方面使得法鼓山的遠近信眾,知道我們快要動工了,同時也為山上的護法神靈,做一場宣慰的法會,於是在四月六日的中午,隆重地舉行了一次灑淨大悲法會。

這項消息,傳出不到兩週,全省各地的會員,回來參與這項盛會的達三千多人,我們禮請中國佛教會現任理事長悟明長老、中國佛教青年會會長宏印法師,和我本人,共同在法鼓山觀音殿主持儀式,虔誦〈大悲咒〉,全體大眾則排列在殿前上、中、下三層平臺的廣場。

那天,從早開始,法鼓山地區,便是滂沱大雨,到了典禮開始之前的中午時分,竟然轉為和風細雨,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讓這場環山灑淨的法會,進行順利,未將大眾淋濕。因此,悟明長老特別讚歎,說是天龍八部降下甘露法雨,普潤大地的眾生,不僅為整座法鼓山的每一寸土地灑淨,也為每位信眾的心田,灑上了希望和幸運。

宏印法師也在會中讚歎,說法鼓山的弘化事業,是屬於國際性、整體性、歷史性的,將來必定能夠帶動全臺灣、全中國、全世界的佛教,為人間的社會,開創新的機運。當天,他們兩位也將信眾的供養金,悉數回贈法鼓山基金會,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對於法鼓山的護持。

因為灑淨的範圍相當遼闊,故將法師和信眾們,分成五路同時進行,我和宏印法師分頭帶隊繞向山前,另外三位常住法師,帶著隊伍繞向後山。

一小時後,又回到觀音殿前會合。大家聽我說明灑淨法會的意義:等於是向護法諸神,做了一趟睦鄰的工作,給他們慰問,向他們致敬,請他們護持;他們在冥冥之中,會為法鼓山的建設工程以及弘化事業,帶來平安順利。同時我也藉此因緣,向大家報告了法鼓山的工程進度、經費的收支狀況、今後的努力目標,勸勉大家要在法鼓山的共識之內,同心協力,充滿信心地來參與這項學法、修法、護法、弘法的大業。

在法會之後,我又冒著微雨,從觀音殿到達三個平臺,逐步巡視,向到會的信眾菩薩們,問安致意。發現他們雖然已經上山三、四個小時,既沒有位置坐,甚至沒有喝到一口熱茶,看到我時,大家都是那麼地精神奕奕、感動歡喜,有人泣不成聲,有的淚如泉湧,場面非常溫馨。當天在三個平臺上雖然搭有帳篷,在那樣陰暗潮濕風雨交加的天氣,大家還能保持著如此虔敬、熱忱的身心儀態,不得不令我相信,他們都是菩薩的化身。我看了他們也暗自欣慰:法鼓山能有這麼多信眾的向心護持,就算沒有我聖嚴來做什麼事,也會把法鼓山的理念弘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九、吳尊賢愛心獎

近三年來,我連續得了幾項榮譽獎:1.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內政部及中國國民黨社工會頒我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我被入選為當年度十位代表之一。2.一九九二年臺北巿政府頒我榮譽巿民獎,我又入選為二十七名代表之一,很可惜,都由於我的人在國外弘化,未能親自出席領獎。3.到了今(一九九三)年的四月七日下午四點,統一關係企業的「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頒發我第六屆的愛心獎。據說本屆各界推薦進入初選的愛心人士共有一百三十三位,經過三次複審,我又被列入前十一名之一,在我非常緊密的日程之中,親自前往臺北巿國賓飯店的國際廳,出席了這項榮譽獎的頒獎典禮。

當天,吳尊賢先生夫婦含笑坐在典禮臺上,典禮的主席是張麗堂先生,他報告了該基金會愛心獎的歷史和用意;總統府資政洪壽南先生是這項愛心獎的主審,報告了審查標準及審查經過;最後請現任司法院院長林洋港先生主持頒獎,依年齡高下為序,我被列入第三名,可見我的得獎是依靠壽緣。

除了獎牌、獎章,還有新臺幣二十萬元的獎金;我在受獎之後,立即把所得獎金,轉贈給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由該會理事長林擎霞教授代表接受。我的這項措施,使得臺上臺下全體參與典禮的人士,非常欽佩,林院長還特別跟張麗堂先生說:「這是拋磚引玉的義舉。」

因為佛教的慈悲精神是要對眾生平等普遍的關懷,我們法鼓山的理念,雖然是在「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但是,也不能忘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是自然環境,野鳥等的飛禽走獸,都是自然生態,但已經遭到人為的大量破壞,若不搶救,固然是對眾生生命的摧殘,也會為人類的生存帶來危機。我們在去(一九九二)年年初,曾經為救濟流浪動物而捐資新臺幣四十萬元,今年也該照顧到野鳥的保護,使得這一筆來自吳尊賢先生關懷社會的愛心獎金,產生更大的愛的功能。

因為我的身分特殊,加上近年來已經成了臺灣各種新聞媒體中常常出現的公眾人物,故被大會推舉為得獎人的代表,站到臺上去發言。當天我向大家說明:我們十人只是愛心人士中的少數代表,真正愛心的人士,在全社會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發現,縱然從新聞媒體常常看到社會的黑暗與犯罪的報導,事實上好人要比壞人多得多,而且世上也並沒有真正的壞人,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有少數人做了壞事。如果大家從社會的每個層面,多去推動愛心的精神,多給他人關懷和照顧,人人都可能成為好人,處處都可能見到愛心。至於我個人,所做關懷社會的工作,非常的少,而且是集合了許多愛心人士們的心力和物力,才做了一些愛心的工作,所以我應該說:「這份愛心獎,是代表著許多許多愛心人士們共同的光榮。」我當藉此機會,為他們祝福,為社會祝福。特別要謝謝吳尊賢文教基金會,頒發了這項愛心獎的崇高心意。

一○、第三度訪問中國大陸

我出生在中國大陸的農村,也在大陸出家,受了沙彌的教育。一九四九年隨軍隊到了臺灣,直到一九八八年為止,相隔三十九年,才第一次返回大陸,做了一趟探親之行。一共十九天的時間,除了到江蘇探親,也深入內地,到了中國佛教的源頭所在,如河南、陜西、北京等地。事後,寫了一冊自傳式的遊記《法源血源》。

到了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至五月一日的二十一天之間,第二度訪問中國大陸,目的是為考察中國佛教的古建築,以備建設法鼓山的參考,那次參觀了北京巿、甘肅省、山西省的三十多處佛教道場。因為建築本身是一項藝術,我們也特別參觀了幾個有名的佛教石窟。那次同行的只有十四位,都是跟建設法鼓山相關的專家;事後,也完成了一冊相當詳盡的遊記,書名《火宅清涼》,它的副題則為「中國佛教藝術之旅」。

這回是第三度訪問中國大陸,我帶著法鼓山的僧俗四眾弟子,包括臺灣和美國兩地的,共一百一十三人,目的是為凝聚法鼓山的共識,體驗名山大剎,建設工程的艱鉅,以資堅定建設法鼓山的信心,同時要建立迎接艱困的心理準備,始能為我國佛教乃至世界佛法,負起承先啟後的大責重任。

我們需要人間化、現代化、學術化、實踐化的佛教。否則,人間若沒有正確的佛教信仰,雖有佛教寺院,人的心地還是一片黑暗;如若不考慮現代社會的需求而來配合現代生活的脈動,佛教便會被現代人類揚棄;若不做高深的研究,佛教就會被民間信仰同化;如果沒有行解並重的修行體驗,佛教就會讓人僅當作知識學問看待。我們的法鼓山,就是要朝著這四個目標努力。提昇佛教的功能,才有希望提昇人的品質,唯有提昇個人的品質,始可能以身作則,影響他人,淨化社會。

我們法鼓山的僧俗四眾弟子,多半已有了正信、正知、正見,那是由於他們各自的慧根,加上歷次「法鼓傳薪」的訓練,勸募會員以上的萬行菩薩們,多已具備了基本佛法的通識,再由他們輾轉地向我們的全體會員,傳達正信佛教的訊息。

我記得一九八九年十月及十一月間,以十五天的時間,帶了八十多位僧俗弟子,做了一趟巡禮印度佛陀遺跡的「佛國之旅」,回國後多半成了法鼓山護法會的主要成員。我也希望藉著這次大陸佛教聖跡的巡禮之行,再為法鼓山的建設,帶來又一次凝聚向心力的高潮。

趁此大陸之行的因緣,我也給大家多一些親近學習的機會,聽聽我如何介紹中國佛教,讓大家多瞭解一些大陸佛教的歷史遺跡,所代表的佛教精神是什麼?盼大家能從回顧中,走出今日的時代社會,面對著大陸之行的所見所聞,激發起學法、弘法、護法的信心和願心。

這趟大陸之行的籌備工作,進行了將近一年,在去(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就交代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的機要秘書廖雲蓮居士,跟北京的中國佛教協會,用傳真及函件聯繫,希望得到他們的協助。我們的原則是不敢要求北京的中國佛教協會派人陪同,希望中國佛教協會給我們預定會到的幾個地方的幾座佛教道場,做一個備忘的知會,給我們若干參觀上的方便就好;安排我們這個團體,進入大陸的管道,乃由臺灣的旅行社跟大陸的旅行社共同負責。並且告訴佛協,我們所要訪問的重點佛教聖跡,是雲南的雞足山、四川的峨嵋山、西藏的拉薩巿。

結果,始終未得回音,直到去年年底,通過正在大陸旅行的林顯政居士,在上海向中國佛教協會打了電話。又託伍宗文博士直接派人到北京廣濟寺中國佛教協會探聽消息,回音說,我們的傳真及函件沒有見到,倒是從大陸國際旅行社的一份資料,已經知道我們將有此行。至於請求協助之事,佛協正在研究,大概沒有問題。結果陰錯陽差,在我們進入中國大陸的十八天之中,所訪問的寺院,並沒有得到北京中國佛教協會的指示,其中原因何在?不太清楚。

這回大陸之行,為了避免勞師動眾,不想引起大陸的誤會,所以,純以旅遊團的名義前往,這樣可以避免大陸對我們的法鼓山及我個人的地位、立場等加以考慮審查;不要讓大陸誤會我們是為了去做傳教的活動,我們也不準備做公開式的訪問。因為在兩年前(一九九一年)的五月,當我們結束第二度訪問,剛剛離開大陸沒幾天,大陸的官方就發布了不准臺灣僧尼入境的命令,迄今猶對海外去的佛教團體,相當敏感。我們臺灣亞星旅行社的負責人,也因此一再對大陸提出保證,我們這個一百多人的團體是純粹的旅行,不會有其他的目的。這也可能就是中國佛教協會,對我們這趟旅行採取觀望態度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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